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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和《未完稿》有感:為什么“未完”的才是最好的?

來源:文匯報 | 徐雨霽  2019年12月23日08:40

《未完稿》 陳思和 著 東方出版中心出版

50多年前,張愛玲旅居北美,幽幽怨怨地在《紅樓夢魘》的開頭這般寫道:人生“三大恨事”,一恨鰣魚多刺,二恨海棠無香,三恨紅樓夢未完?!拔赐辍钡陌l音是含混回轉的,到底是一個帶著文青味道的詞,有點欲說還休的“悶騷”,卻也有點似斷非斷的倔強。一般能在文章結尾寫上“未完待續”的,若不是對自己的寫作和讀者群有自信,是斷不敢這般“自戀”的。

可在陳思和教授的新著《未完稿》里,“未完”這個詞就變得帶著一股浪漫主義的“人文精神氣”:一本已然成書完結的文學評論之作,所要面對和探討的,是正在進行尚未完結、甚至可以說是當下正在生成的文學現象、文學問題乃至在一種史學層面上如何重構文學思維的挑戰。對未完之文的堅持與對未竟之志的執著,恰恰是陳思和本人所謂的知識分子之“學識”與“擔當”的寫照。

在該書第一輯《現代文學史研究》中,陳思和延續了他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里對于現當代文學史分期以及將中國文學作為一個整體的思考?!吨袊F代文學學科發展概述》一文從“新文學”“現代文學”和“20世紀中國文學”三個概念來反思,在不同政治時代里,文學史是如何被寫作的,作家與文學史的關系又是如何被處理的。然而,20世紀中國文學史乃至其理論體系最需要解決的問題,除了“殖民”和“抗戰”對文學文化的影響與分期的意義之外,那便是如何去理解“五四”文學的意義以及傳統。

2019年恰逢“五四”運動100周年,“紀念五四”的論述再一次浮出了地表。我們當代對于“五四”運動的表述,并非在表述一個歷史運動的本然所指,更是在建構不同層面上的“五四”能指。陳思和抓住了“先鋒性”這個特征,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歐洲各國的先鋒文化運動并置。這種先鋒不只是一種文化的“轉介”,例如《新青年》《東方雜志》對西方“先鋒運動”的介紹,更是指涉了一種青春的“新人群體”。他們在2000多年封建帝制崩潰的土壤里,尋找到了主人感和民主意識。如果說“五四”的先鋒向外表現為一種世界性的“叛逆”,那么其向內的先鋒性就表現為對傳統社會秩序的猛烈沖擊和對批判者自身的否定反省。唯有如此的理解,魯迅的偉大和中國現當代文學開端的意義才可以經由“五四”被發現。

可是如何表述“五四”的先鋒,這不僅是一個語言的問題,更是一個“元問題”。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最大的價值不是將20世紀中國文學邁入一個平民化發展的趨勢,即將文化(尤其是文學的發展)不斷地從高雅/知識分子轉向了通俗/大眾的手里(例如左翼文藝的“大眾語”、延安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話語表述等),白話文運動最大的勝利恰恰是對口語化的白話的背叛,即“歐化語言”的引入。陳思和因此指出,以魯迅“硬譯”和其歐化白話寫作(如小說《狂人日記》)所帶來一種陌生的、新鮮的、甚至令人倍感拒絕的語言習慣和西化思想的表達,構成了新文學作家寫作的現代思維之所在。

在我看來,陳思和最通透的寫作當屬其對文學作品的點評與細讀??此脑u論,有骨有肉,字字淋漓暢快,生動之處竟會令我恍惚,這或許不是評論,而是帶著詩性的創作。與此同時,陳思和對現代與當代中國文學的打通,注定使得他的文學解讀不僅有“史”的眼光和廣度,更具備一種理論創生的自覺和深度。

本書的第二輯是關于當代文學的評述,主要集中在對關仁山、嚴歌苓與賈平凹這三位作家的作品細讀上。尤其是關于嚴歌苓小說《芳華》的解讀,可謂是本書里最為浪漫靈動的一篇評論。陳思和曾經說過,《芳華》不適合拍成電影,因為主人公劉峰不是一個青春的典型,他不是在尋找與觀眾讀者的和解。蕭穗子、郝淑雯、林丁丁三個敘述者之間的差異視角,構成了影像無法容納的張力。陳思和理解劉峰因愛而伸出的觸摸,理解其人性深處的高貴仗義與本能的同情,理解其挫折的愛情與事業,理解其游走在法律與道德邊緣的肉體掙扎。他飽含著一種純粹的熱情來理解劉峰非神化的人性正能量與向上的善良,這個人物已經從嚴歌苓的筆下走到了陳思和的心里,成為陳思和的“劉峰”、生命的開花、人性的相知。

《新世紀以來四代作家簡論》一文則敏銳地捕捉到了以莫言、王安憶、韓少功、賈平凹等為代表的“50后”作家與新銳“80后”作家之間的斷裂與背叛。陳思和稱之為“50后”的“中年危機”——當“50后”的作家群從“少年情懷”邁入中年創作成熟的高峰期時,“80后”作家卻沒有步其“后塵”,而是一頭扎入了由大眾狂歡式的新文化、市場經濟與日益崛起的網絡新媒體所奠基的新文學道路。還好,“中年危機”不是“中年油膩”,沒有枸杞和保溫杯的茍且?!?0后”在創作上的“后繼無人”,像是敞開了一個沒有父輩壓力的空曠的原野,任新生代作家野蠻生長,這何嘗又不是一個“未完”的文學時代?

本書輯三所要去探討的問題正是近十年來海外文學最有爭議性的兩個概念:“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和“(世界)華語/華文文學”。相比較其他學者在“華語語系”一詞上玲瓏剔透的理論打磨,陳思和從一個“情”之根源和“文”之傳統的角度來定義“華語語系文學”的基本屬性——“中華文學在全球的‘花果飄零’與‘文明傳承’”。換而言之,在非中國(大陸)地區的漢語書寫與中華文化的母體共建了一個平等的語言烏托邦。

與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徐學清對“世界華文文學”概念和“是否應該將在歐美第一代移民的華語作家看作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部分”的議題商榷中,陳思和提出了一個更具有建設性的術語——旅外華語文學——來緩解海外華語文學與中國文學之間緊張關系和爬梳海外漢語寫作的文學史意義?!奥猛狻敝干媪艘环N向外漂泊與移動的方向,同時也暗藏了一個與中國之“根源”相互動的時空命題。正是如此,陳思和教授的“旅外華語文學”與王德威教授的“‘世界中’的中國文學”恰恰構成了兩個可以相互觀照和對話的研究視角與方法論。流動的“華語文學”與在世界變化中的“中國文學”將傳統的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從以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現代性為范式的詮釋中解放出來,進而打破了道德倫理、黨派政治、國別身份對文學史編寫的既定界限。

陳思和教授于文學的念茲在茲是知識分子對于自己的社會時代和身份意識的理想主義宣誓。他有意識地去反思大學的科研機制、學術史的政治脈絡與中國文學的自身定位。他把學術的崗位作成了生命的承擔?!拔赐辍笔俏幢M的書寫與期許,如此想來,文學與人生的意義便是如此:在有限的時間長度里,來面向永恒與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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