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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敘事的嬗變:從《長河》到《山本》

來源:《文藝爭鳴》 | 趙學勇 呂惠靜  2020年07月01日08:51

一、鄉土敘事:從沈從文到賈平凹

20世紀以來,鄉土敘事作為中國現代小說最重要的敘事母題之一,具有其深厚的社會現實依托與文化心理沉積。鄉土敘事既根源于“鄉土中國”的農耕文明、社會結構、家族制度、道德人倫等文化心理的郁積,又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深受主流意識形態的政治規約——“鄉土中國”的基層傳統主導了農村的革命戰略性與農民的歷史主體性,由此在革命、建設、改革等一系列民族國家的現代性想象中,圍繞著農村題材、農民形象的鄉土敘事一度成為文學主流,它同時還映射著知識分子的人道主義、平民關懷、憂患意識等文化精神以及鄉情、鄉思、鄉戀的“鄉土情結”。然而,伴隨著中國現代化的急遽轉型以及審美價值觀的時代衍變,“鄉土中國”不斷被形塑為“城鎮中國”,傳統敘事不斷被置換為新潮敘事,由此鄉土小說不可避免地遭受著觸目驚心的擠壓,尤其是鄉土鏡像、鄉土意識、鄉土韻味不可逆轉地經歷著悲劇性的喪失,這不得不說是一種由社會變革所引發的百感交集又意味深長的文學現象。

在鄉土小說的歷史興衰中,沈從文與賈平凹的鄉土敘事極具獨特性與代表性。就現代文壇而言,沈從文的鄉土經驗“最具原生性、最‘純粹’、最為豐富完整”1,其以“鄉下人”自居,選取了苗漢雜處的湘西邊地題材,以傳奇人生閱歷及邊緣化的巫楚文化體驗,營造了鮮明的異域情調與鄉土本色,以“愛”“美”“善”的人性理想及寫實、想象、象征等藝術手法,描繪了富有生氣的鄉土靈魂與民間場景。同時,沈從文以湘西世界獨特的生命詩學,開辟了現代鄉土小說的抒情傳統,以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視角,建構了富有中國經驗與民族特色的文學樣式。不同于五四鄉土寫實派,沈從文為現代鄉土小說增添了新的質素:如果說五四文化精英以居高臨下的啟蒙姿態,側重于對鄉土傳統文化的理性審視,從而致力于國民性改造的思想革命;那么,沈從文卻以民間對話的審美姿態,側重于對鄉土美好人性的深入開掘,從而致力于“民族品德重建”的文化理想的實現。由此,沈從文憑借自我生命的實感經驗以及湘西自足的民間文化資源,來體悟人性的理想形態、生命的超越意義以及民族精神的“重塑”,從而在現實與虛構、真實與夢幻、抒情與諷刺、自然與人事、生活與生命、人性與神性的辯證張力中,生成了明凈恬淡、含蓄雋永的牧歌體式。在沈從文的影響下,“京派小說”成了現代鄉土小說的中堅力量,其堅守純正藝術趣味與本土文化立場,關注鄉土中國在現代工業文明與傳統農耕文明的價值沖突中的“?!迸c“變”,通過描繪自然和諧的田園風光、樸野淳厚的風俗人情、莊嚴堅韌的生命形態,來呈現文化懷鄉、文明再造的深沉主題。

緣于兩次故鄉之行的契機,《邊城》《長河》的問世構成了沈從文湘西題材的創作高峰?!堕L河》延續了《邊城》的人性思索與牧歌諧趣,共同奏響了“生命自為的理想之歌”,盡管《長河》散漫樸拙,失卻了《邊城》的精巧別致,但是以“湘西事變”為創作背景的《長河》具有廣闊的歷史內容與人生視景——“可聽到時代的鑼鼓,鑒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悅,毀滅的哀愁,從而映現歷史的命運”。同時,作為沈從文“與故鄉父老子弟秉燭夜談的第一本知心的書”,《長河》以平易的現實品格與鮮明的入世精神,真切地展現了在民族戰爭與現代化浪潮的席卷之下湘西社會的命運變遷與鄉土靈魂的生存掙扎。從《邊城》到《長河》,于自然之美、人性之善的浪漫詩意中,增添了人事丑惡、生存不安的現實危機,于夢幻抒情、感傷懷舊的清新明麗中,增添了現實批判、理性思辨的悲愴沉郁,由此呈現了大時代變動下美好人性墮落與民族品德喪失的動態圖景,從中滲透著沈從文深厚的鄉土憂患與文化焦慮意識。在中國現代化轉型的歷史進程中,現代化初始階段的鄉土小說《長河》所呈現的傳統鄉土的潰敗、人事變動的哀樂、鄉愁意緒的抒發、生存價值的反思等多元視野,可以為當下鄉土小說文化沖突、生命意志的書寫提供富有啟發的文本參照。

在當代文壇上,賈平凹異?;钴S、惹人注目,其每一階段的鄉土創作都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色與自覺的文體探索意識,如以《浮躁》為代表的新時期初期的改革文學,以《商州》為代表的1980年代的尋根文學,以《懷念狼》為代表的世紀之交的生態文學,以《秦腔》《高興》為代表的21世紀的底層文學,以《古爐》《老生》《山本》為代表的新歷史主義文學等,某種意義上其鄉土小說序列已成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鄉村敘事的典范。

自言深受沈從文影響的賈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說,無疑接續了沈從文的鄉土抒情傳統,其通過描繪陜南的商山丹水、風土人情、美好人性,塑捏了清新秀美、明麗淳樸、靈性通脫的商州世界,從而以地域化、本土化的商州文化匯入了民族文化的尋根板塊,由此成了當代中國的鄉土標本。1990年代,伴隨著經濟改革、審美風尚的影響,賈平凹的鄉土創作日益轉向欲望化敘事。21世紀以來,伴隨著多元文化的激烈碰撞,賈平凹的鄉土創作轉向了散點透視的“微寫實主義”,即以客觀冷峻、價值中立的寫實立場,原生態呈現鄉土密實煩瑣的日常生活,通過鋪排細節、意象象征,來探索20世紀歷史劇變中鄉土中國的暴力沖突與人性隱秘?!渡奖尽纷鳛橘Z平凹21世紀長篇鄉土小說的集大成之作,與《秦腔》“密實的流年式的”碎片敘事、《古爐》自然主義敘事、《老生》血腥殘酷的零度敘事及民間寫史的傳奇敘事一脈相承。借斑窺豹,《山本》為我們探察賈平凹21世紀以來的創作傾向提供了極佳視角,為我們剖析、反思當下鄉土小說的創作提供了典型文本。

《長河》與《山本》都從反思現代性的視角,敘寫20世紀上半葉中國現代化急遽轉型的過程中,傳統鄉土與激進現代性的沖突錯位以及自在自為的鄉村生命被迫卷入強勢規劃的現代性潮流中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但是,《長河》與《山本》卻提供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鄉土敘事方案,由此構成了鄉土小說從現代審美建構到后現代欲望解構的時代鏡像。通過兩個文本的比照式解讀,可以體察中國鄉土敘事的正反經驗,從而為當下鄉土小說的創作提供價值參照與啟示意義。

二、現代性反思的不同向度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堕L河》通過沅水流域從蘿卜溪(村)、呂家坪(鎮)到常德府(市)的空間延展,來呈現抗戰時期湘西社會的人事變動與歷史命運,并以堅韌超然、包容并蓄、積極進取的“水”的整體意象,來追索純美人性、圓融生命?!渡奖尽吠ㄟ^秦嶺山麓以渦鎮為中心的空間敘事,來敘寫中原大戰時期秦地軍閥林立,地方割據,民不聊生的歷史記憶,并以蒼莽博大、厚德載物、生生不息的“山”的整體意象,來探求生命本源、生存本相?;趧撟骼砟?、思想意蘊、審美趣味的差異性,《長河》與《山本》構成了反思現代性的不同向度:《長河》立足于現代的生命史觀,《山本》立足于后現代文化史觀。

就創作理念而言,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沈從文,以自由知識分子立場,獨異于左翼政治思潮與海派商業思潮之外,他堅守文化審美主義的純正趣味,著眼于人性普遍性,現實超越性以及愛、美、善的美德精神,來構建鄉土社會自然和諧、秩序理性、人性純潔、生命莊嚴的精神家園,由此批判現代文明衍生下的物欲橫流、功利短視、人格異化、病態靈魂,從中包含著其對個體生存價值及對人類現代命運的深切憂思。21世紀后現代歷史語境下的賈平凹,趨向了文化消費主義、解構主義的趣味,著眼于人性欲望、天機命數等原生態、非理性因素,來呈現秦地民間傳說的歷史演義。

沈從文的生命史觀基于平凡個體的生存體驗,通過敘寫弱小人物向死而生的生命過程、日常生活的人事變動以及社會風俗的心理變遷,來呈現本真流動的美好人性與生命尊嚴,從而具有終極關懷的宗教意味與神性色彩?!皟汕陙磉@地方的人民生活情形,雖多少改變了些,人和樹,都還依然寄生在沿河兩岸土地上,靠土地喂養,在日光雨雪四季交替中,衰老的死去,復入于土,新生的長成,儼然自土中茁起?!辟Z平凹的后現代文化史觀,轉向了民間的傳統文化立場,注重主觀性、偶然性的經驗想象,通過神秘的宿命論、不可知論,展現鄉土歷史的荒謬無常以及生存個體的人性隱秘,正所謂:“生死窮達之境,利衰毀譽之場,自其拘者觀之,蓋有不勝悲者,自其達者觀之,殆不值一笑也?!鄙驈奈牡泥l土生命史觀所宣揚的健康、和諧、理性、莊嚴的理想化生存樣態,在傳統痼疾的非人性奴役以及現代文明的非理性異化之下,只能通過想象、追憶的方式求得短暫的心理平衡,由此染上了濃郁的現實悲劇色彩。賈平凹的鄉土文化史觀雖然能夠以具象豐贍的歷史細節來揭示被宏大敘事所壓抑的民間生存本相,但是對歷史客觀真實性與主體情感傾向性的雙重剝離,制約了其文化反思、人性批判的思想深度。

就思想意蘊而言,《長河》直面現代文明與民族戰爭席卷之下湘西社會的“?!迸c“變”,捕捉時代轉型期廣大農民的心理恐慌與精神裂變,憂思傳統湘西的未知命運,寄予民族品德重建的文化理想,并探尋生命本體的價值意義,從而將現實批判、理性思辨、溫情詩意融為一體?!渡奖尽分塾谇貛X的神秘文化與歷史演義,通過人性、欲望、暴力、死亡等鄉土敘事,來呈現反英雄、反崇高的解構旨歸。

《長河》著重窺探20世紀上半葉現代文明對傳統湘西的全方位挑戰,既暗含著沈從文立足于湘西本土文化經驗,對民族國家現代化改造的反諷批判,又表露著沈從文對湘西社會邊緣處境的焦灼悲憫。政治方面,小說表現了官方橫暴權力以及以《申報》為核心的權威意識形態對湘西鄉紳自治制度的肆意干涉(如保安隊長憑借政治權力在呂家坪橫征暴斂、商會會長依據軍情動態計劃貨運行程);經濟方面,小說反映了機械化生產對傳統手工業的壓榨以及商業理性對人情社會的強勢沖擊(如機械榨油坊對當地桐油手工業的威脅,以及橘子在上下游迥然不同的交易形式);文化方面,小說通過鄉村公共輿論空間,既揭示了旨在改造國民精神及社會道德的“新生活運動”給鄉下人所帶來的觀念?;笈c心理震蕩(如由于以往的痛苦生活體驗,背著豬籠的婦女、老水手等人對新生活運動心生畏懼),也展現了鄉土生活經驗對現代科技文明的嘲諷戲謔(如由于現代知識結構的匱乏,鄉下人對委員使用顯微鏡化驗土壤困惑不解),由此小說鮮明地呈現出文化沖突、文化隔膜的思想主題以及反思現代文明、悲悼傳統文明的價值取向?!渡奖尽芬兄赜趯︵l土記憶、民間文化的書寫,尤其偏向于對非理性的神秘文化以及無為避世的道家文化的宣揚,從而展開秦地風云激蕩、詭譎傳奇的歷史演義。小說開頭便借鑒了魔幻現實主義的回溯式筆法,將三分胭脂地的神秘風水與渦鎮的福禍命運相聯結,由此奠定了賈平凹慣用的奇幻詭秘的敘事基調。小說主體部分主要人物的命運轉折及重要抉擇幾乎都要受制于外在神秘力量的擺布,而非價值主體獨立自主的認知判斷(如陸菊人以豺貓與狐貍來定奪是否經管茶行;井宗丞以街頭戴草帽之人的方位來斷定尋找首長的路線;周一山聽蝙蝠叫聲,建言消滅璩水來,看蜘蛛捕螳螂,獻策修建迷宮街等),同時,即便是作家心目中儒道文化理想化身的陳先生,對于世道衰敗、人性墮落也無計可施,對于無常人生、悲劇宿命也深以為然:“每片樹葉往下落,什么時候落,怎么個落法,落到哪兒,這在樹葉還沒長出來前上天就定了的,人這一生也一樣么”直至小說結尾,混雜著天機不可道而又不可違的“初八”讖語,榮辱俱滅、萬物岑寂的歷史廢墟之上空留生存無依、孤獨茫然的柔弱個體??梢?基于民間神秘文化的鄉土敘事,雖然一定程度上利于揭示被宏大敘事所遮蔽的歷史多元性及幽暗之處,但是一味地以文化想象、文化獵奇為旨歸,不僅缺少了對鄉村日常生活場景的真切描繪以及對農民情感心理的深入挖掘,也缺乏了現代超越意識與民族精神氣韻。

《長河》與《山本》都呈現了對鄉土社會文明進程的歷史反思,但《長河》在“?!迸c“變”、傳統與現代的張力敘事中具有了鮮明的理性思辨色彩,《山本》卻在反英雄、反崇高的解構敘事中消解了理性鋒芒與思想深度?!堕L河》在氤氳哀愁的田園牧歌中,寄予了對湘西世界“?!迸c“變”的深入思索?!俺!?湘西傳統的農耕文明,造就了順應自然、安土重遷、自給自足的生存方式,塑成了萬物有靈、人神交通、敬畏天命的思維模式以及安分自守、樸素通達、堅韌樂觀的美好德性,但同時遺留著封建禮教鉗制之下暴虐殘酷、麻木愚昧的精神創傷,如被販賣為土娼的受害婦女,在群體緘默下繼而遭受“沉潭”的不公命運,由此沈從文對湘西之“?!奔染鞈儆峙?“變”,湘西世界的人情美、人性美在現代文明的入侵下日趨墮落,“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樸素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余,代替而來的卻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但湘西世界非理性、非道德的積習弊病也亟待革新,由此沈從文對湘西之“變”既哀悼又猶疑。在情感與理性、抒情與批判的矛盾糾葛中,沈從文寄予了對湘西社會悲劇命運的真切憂患,對短視功利的現代文明戕害優美健康的自然人性的深刻反思以及對人格獨立、精神莊嚴等生命本真意義的執著追尋?!渡奖尽分嘘P于人性、欲望、暴力、死亡的碎片化敘事,雖然還原了歷史想象的多重可能性,但是卻放棄了價值理性的深度思考。小說基于人物的生存本位,著重剖析人性的粗鄙、貪婪、自私、丑惡(如老魏頭順手牽羊將陳先生施舍給霍亂病人的布鞋據為己有;陸菊人為了保護百姓巧用土蜂蜇土匪,之后土匪折返尋事,百姓卻埋怨陸菊人先前多管閑事),但是由于缺乏典型人物、典型細節的生動刻畫,未能達到批判國民劣根性的思想高度。小說的欲望化敘事,一方面基于權欲沖突,將崇高悲壯的英雄敘事置換為了瑣屑庸常的平凡敘事,主要情節以軍閥、土匪、地方自治、紅軍游擊隊等各方勢力混亂無序的權力斗爭來架構,主要人物以功名崇拜、權力膨脹的心理欲望來設置,如井宗秀由自命不凡、縝密果斷、虛偽狡詐的一方梟雄,逐步淪為殘酷、驕奢淫逸、剛愎自用的地方主宰,最終難逃被刺身亡、死無其所的凄涼命運,從中隱含了作者對權力之惡的反諷批判;另一方面基于性欲沖突,以自然主義的手法原生態呈現弱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如敘寫普通士兵因生理欲求的壓抑,備受身心折磨、精神屈辱,直至走向斬塵根、發瘋、槍斃、自殺的悲慘結局,但是過于鄙陋的原始獸性的描寫,不僅消解了底層人物的生存價值,也制約了對社會、文化等根源性因素的深入開掘。小說的暴力敘事,通過還原以強凌弱、優勝劣汰的自然生存法則,大肆渲染了驚駭殘酷的鄉土場景,如以“割耳朵”“斬塵根”的方式作戰記功,以活人填墻、投肉喂狼的方式處置仇敵等,從而使得鄉土敘事趨向了生命虐感的媚俗趣味,卻未能在血腥殘忍與溫情憐憫的張力中展開更為有力的人性反思與文化批判。小說的死亡敘事,側重展現在戰事頻仍、命如草芥的革命年代,從高級將領到普通士兵、從陽剛男性到柔弱女性、從兇煞土匪到淳樸農民等形形色色的生存個體死亡的無意義與無理性,既通過生的卑微、死的隨意,呈現了死亡的均質化、平庸化,傳達了“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自然生命代謝與冷峻生存現實,也通過死亡的群體性、殘酷性,突破了“重生惡死”的傳統觀念,顯現了直面死亡的超然態度,然而與此同時卻滑向了價值中立的零度敘事,由此制約了對暴力與歷史的深刻省思。

《長河》與《山本》都敘寫了鄉土歷史變遷的人事哀樂與悲劇命運,但《長河》彰顯了生命的莊嚴神性與苦難的超越意識,《山本》卻在碎片化、平面化的鄉土書寫中,制約了悲劇敘事的情緒張力與生存價值的深入發掘?!堕L河》在表現人物偶然無常的生命律動與命運遭際中,開掘了人物積極進取的生命能量與達觀務實的生存韌性,由此“聽天命”不過是“盡人事”之后的精神修復,生存個體始終沒有喪失自主獨立的生命尊嚴與樂觀豁達的主體人格,“鄉下人照例凡是到不能解決無可奈何時,差不多都那么用‘氣運’來抵抗它,增加一點忍耐,一點對不公平待遇和不幸來臨的適應性,并在萬一中留下點希望”。老水手并未因時運不濟、身世不幸就怨天尤人、自暴自棄,反之安身立命、堅韌求生,一句“好看的總不會長久”,不僅僅道出了歷史的滄桑與命運的沉痛、生命的悲憫與人生的憂患,更道出了對當下人生的加倍珍惜以及對美善理想的永恒求索,從中寄予了沈從文深厚的生命關懷意識?!渡奖尽冯m然也關注了鄉土人物的生存苦難與命運困境,但是缺乏深沉的悲劇感染力與鮮明的生命抗爭意識。小說既表現了世道不論治亂,普通百姓都難以逃遁的苦難:和平時期,大興土木,勞民傷財,戰亂時期,命如草芥,朝不保夕;也表現了柔弱女性的生之美好與死之黯淡:美麗善良、溫柔體貼的花生遭遇了無愛婚姻、凄然死亡,孟家莊原本安分守己的姐妹,遭遇了被玩弄、被侮辱、被迫害的悲慘命運;還表現了人事不巧、命運無常的凄涼嘆惋:跛腿冉雙全誤殺了醫腿莫郎中,壽材生計的楊掌柜不幸罹難卻死而無棺。然而,小說碎片化、解構化的藝術手段難以深入展開鄉土人物的命運刻畫與悲劇敘事,由此降解了悲天憫人的情感厚度。

三、鄉土詩意世界的塑型與消解

鄉土詩意世界的塑型是現代中國鄉土敘事作品普遍追求的審美風格,而這一風格的嬗變在《長河》與《山本》中以具象的不同呈現尤為鮮明?!堕L河》通過借鑒儒家入世、道法自然、佛家向善的傳統文化資源,以平易貼切的敘述語言、幽默詼諧的人物對話,描繪了清新素雅的風景畫、樸素莊嚴的風俗畫以及真摯醇厚的風情畫,營造了人與天地自然相交通的和諧澄明的審美境界,形成了平和沖淡、溫厚深婉的牧歌情調以及明凈高雅、蘊藉圓融的風格特征?!渡奖尽吠ㄟ^汲取儒道佛的精神傳統以及民間的神秘文化,以通俗的敘事語言、古樸雅致的描寫語言,繪制了蒼茫寂寥的風景畫、奇異冗長的風俗畫以及灰暗殘酷的風情畫,但是未能實現自然物象、人物心理、玄虛哲學與人文精神、地域文化、現實生存的水乳交融,最終呈現為粗糲怪誕、瑣碎冷漠的風格特征。

《長河》所塑造的人物性格既烙印著儒道佛堅韌達觀、自然真率、寬容善良的精神傳統,又濡染著巫楚文化敢于反抗、灑脫潑辣、剛健明朗的地域個性。如老水手命途多舛卻無怨無艾,雖因霍亂喪妻喪子,又因意外船毀貨失,但終歸自得其所,守祠堂度日;夭夭天真無邪又敏銳機智,既能與熟人赤誠相待,又能對軍官巧妙周旋;滕長順通情達理也寬厚和善,既能公正道義治理一方,又能情義擔當幫扶老友;三黑子反抗強權亦剛正不阿,勇于拒繳護送費,敢于怒責保安隊?!渡奖尽吠瑯右灿腥宓婪饌鹘y文化的滲入,但卻未能與人物形象的塑造取得協調,由此造成了人物符號化的弊病。小說欲通過借鑒道家本真自然、虛靜淡泊、物我神游、虛實相生的思想,來呈現自然的客觀規律,人性的本然狀態,超然的處世哲學與和諧的物我關系;欲通過汲取佛家博愛慈悲、儒家仁義寬厚的思想,來傳達人道主義、生命悲憫的普世關懷。但是,小說大多停留在語言、行動等外在描寫上來設置人物的文化標簽,而很少挖掘傳統文化與人物情感心理、精神氣質、性格命運的深層關聯,由此導致人物塑造的理念化、單薄化。如陳先生、麻縣長、寬展師傅作為儒道佛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大多以行醫、編寫《秦嶺志》、吹尺八的扁平化形象出現,既缺乏幽微細膩的心理刻畫,更缺乏積極能動的主體精神,由此無力在亂世之中實現文化救贖,難以成為傳統文化的人格化身。

《長河》的語言文白夾雜,生動活潑,含蓄蘊藉,透露著鮮活質樸的湘地民間氣息與雅俗共賞的文化趣味,如方言“吃悶盆”(上當)、“烏趨抹黑”(黑);俗語“在石板上一跌兩節”(不圓通)、“快來幫我個忙”(吃東西);借代語“皮帶帶”(保安隊長)、“兩只腳的大耗子”(過路人)等?!渡奖尽返恼Z言同樣俗雅并置,一面采用秦地的方言、土語,還原鄉村人物的生活本色,但是某些直露、粗俗的口語(如“娘的個×”“屌”“?”等)的濫用,損傷了明朗語言質感;一面運用比喻、象征的意象化語言,傳達對歷史、文化、人性、生命的反思,具有含蓄蘊藉的審美雅趣,但整體上缺乏虛實相生、形神兼備的渾融詩意。如“秦嶺”以地理脊梁的形象,象征著中國傳統的文化命脈、精神氣韻,但未能具象化地建構博大精深的民族寓言;“銅鏡”以圓滿無缺、明凈昭然的形象,隱喻著團圓相守的美好情愫以及光明磊落、反省自戒的人格精神,但未能生動地交融在陸菊人與井宗秀的情感關系以及個人品性之中;“渦潭”以白河、黑河相交的陰陽太極形象,暗示著歷史的風云際會以及命運的沉浮不定,但未能典型地貫穿于故事情節與人物性格的動態發展之中;“皂角樹”作為吉祥神祇、德行之木,雖然以榮枯命運,大體關聯了渦鎮的興衰歷史,但對欲望、權力的隱喻批判卻極盡乏力。

《長河》的風景描寫在人文精神的滲透下,呈現了大自然的莊嚴神性以及人與大自然的和諧共生,具有了鮮明的湘西地域文化色彩。如“在淡青色天末,一顆長庚星白金似的放著煜煜光亮,慢慢的向上升起。遠山野燒,因逼近薄暮,背景既轉為深藍色,已由一片白煙變成點點紅火”7,以鏡頭的推移、顏色的漸變,渲染了靜謐祥和的夜幕氛圍,與看完社戲晚歸之人的愉悅心理交相輝映?!渡奖尽返娘L景描寫在天人合一、自然無為的道家思想的滲透下,營造出淡遠蒼茫的審美境界,但是缺乏鮮明的主體激情。如“玄女廟后的山梁上竹林正堆起云,越堆越高,越堆越高,無法看到竹林是綠著還是也黃了。猛烈間那云堆竟順著梁畔往溝里傾瀉,如瀑布一樣,陸菊人似乎聽到了巨大的轟鳴,回過頭來,溝道里,那玄女廟,那村子,就已經被白云覆蓋了”,以比喻、通感的手法,生成了白云堆疊、天地交接的高遠遼闊、孤獨寂然的畫面,暗含著陸菊人對井宗秀殘暴、淫逸性情的茫然困頓;又如“屋院之后,城墻之后,遠處的山峰巒疊嶂,以盡著黛青”,以韻味悠長的景語作結,在“成敗轉頭空”與“青山依舊在”的對比中化成了古樸蒼茫的意境。

《長河》的風俗、風情描寫具有鮮明的湘西地方風味,不僅暗含著沅水流域鄉民獨特的生存方式與情感觀念,也滲透著沈從文深厚的生命關懷意識與崇美向善心理。迷信、傳說故事等民俗意念以及社戲、傳統節氣等民俗儀式構成了湘西人順應自然、敬畏神明、安分守己、樂觀通達的文化性格。湘西人憑借樸素虔誠的民間信仰來尋求情感附著、精神依托,從而抵御現實、超脫苦難,“不論他們過的日子如何平凡而單純,在生命中依然有一種幻異情感,或憑傳說故事,引導到一個美麗而溫柔仙境里去,或信天委命,來抵抗種種不幸”。如,“何首烏”成仙不老的傳說,蘊藏著身世浮沉、飽經憂患的老水手對無憂無慮、安然舒暢的理想生活的渴慕;“聚寶盆”財源滾滾的傳說,以“打賭”的方式,詼諧地穿插在摘橘子的勞作場面中,不僅凸顯了夭夭天真爛漫、古靈精怪的性情,也營造了滕家平和愉悅、溫馨融洽的氛圍;陌生人話語投機便同飲苞谷子酒的禮節,顯露了湘西人熱情好客、耿介和善的性格;驚蟄蕎粑、寒食臘肉、夏收米酒、中元放燈、重陽燜鴨等節氣儀式,反映了湘西人順天應時、隨俗陶然、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觀音、財神、藥王、伏波等神明祭拜以及社戲表演傳達了湘西人祈福祛災、敬天畏命、人神同樂的心理特征?!渡奖尽返娘L俗、風情描寫,結合秦地的神秘文化、風水文化,既呈現了一定的民間生存智慧與實用經驗,也以從容舒緩的節奏調和了緊張激蕩的戰事氛圍,但過于推崇想象化、非理性的民間文化趣味,造成了真實生存體驗與鮮活文化性格的缺失,由此導致風俗、風情描寫的隔膜化與生硬化。諸如用麥顆、蝴蝶與米顆、蜻蜓的印紙化灰喝的婚俗;焚燒舊鞋與草繩,為失蹤之人的占卜;豬鼻孔插蔥、白公雞招魂的祭奠儀式;剝皮蒙鼓的懲戒方式;黑茶、醬爆刺猬肉等鄉土飲食,這些都與鄉土日常的文化習俗、溫情的民俗場面、樸素的生活方式有所距離,由此制約了地域文化深層意蘊的開掘。

《長河》明凈深婉的風格特征,根源于沈從文的生命史觀與審美趣味。小說在呈現湘西自然美、人情美、人性美的同時,也難掩底層民眾現實生存的艱辛脆弱與惶惑不安,如老水手對新生活運動的敏感警覺,何嘗不是身世滄桑的心靈隱痛;滕長順作為德高望重的地方良紳,依舊避免不了苛捐雜稅的經濟盤削;夭夭原本是無憂無慮的天真少女,卻平添保安隊長居心叵測的騷擾侵犯……只是沈從文的美善理想與高雅情趣使其更加關注苦難的超脫、生命的張揚與悲劇的凈化。正是由于“不管是故事還是人生,一切都應當美一些!丑的東西雖不全是罪惡,總不能使人愉快,也無從令人由痛苦見出生命的莊嚴,產生那個高尚情操”,所以《長河》即便直面鄉土的現實憂患與人事矛盾,也要揉以牧歌諧趣來沖淡苦痛,由此形成了平和節制的敘述語調?!渡奖尽番嵥榈娘L格特征,從賈平凹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創作中找到根源。伴隨著西方現代派異化理論與審丑美學的滲透,結合市場經濟變革所帶來的欲望膨脹、精神頹廢、人性扭曲、道德淪喪的文明危機以及作家自身人事變故、疾病體驗的痛苦遭際,自20世紀90年代《廢都》始,賈平凹由清純、明麗、古樸的審美理想轉向了頹廢、冷峻、凝重的審丑觀念,由純美商州的詩意想象轉向了世俗生活的原生態敘事,從而觀照“整體的,渾然的,元氣淋漓”以及“無序而來,蒼茫而去,湯湯水水又黏黏糊糊”的鄉土現實,進而把捉真假難辨、美丑雜糅、善惡交織、生死同在的混沌世象?!渡奖尽穼嶋H上與這種樸拙凡庸、瑣屑荒誕的鄉土敘事一脈相承,然而一味地癡迷于自然主義與解構主義的非理性敘事,導致了參差互現的美丑張力的缺失,由此制約了對復雜人性與文化悖論的深刻洞察。

受制于“湘西神話”純粹化、理想化的審美慣性,沈從文無力在《長河》中整合已有的、變動的湘西經驗來建構新的美學理想,但在社會轉型、民族危難之際,還是顯現了沈從文出于知識分子的正義良知與社會擔當,試圖由純美恬靜的夢境敘事過渡到直面人事的現實敘事的文學轉型的努力。這背后也折射出鄉土小說創作中如何處理想象與體驗、詩與真等復雜關系的問題,即“如何從處在空前民族與社會巨變之中的邊地與鄉土場景中熔鑄一份現代詩意,如何從經受著現代震蕩的邊地鄉土人物與風俗中發現一份動態的而非靜止的美感?如何以審美的方式來直面與正視在世界性現代化浪潮沖擊下中國傳統農村所必須經歷的外在生活與內在精神上的現代轉換”1?而這一問題依舊是當下鄉土小說實現突圍的癥結所在?!渡奖尽废胂蠡?、神秘化的鄉土敘事,難以在自然之常與歷史之變、世俗生活與文化哲學、人性欲望與生命本體的多維思考中,構建起理性思辨又溫情四溢的鄉土世界。

四、當下困境及啟示

當現代化的時代車輪不可阻擋地呼嘯前行時,田園荒蕪、鄉土喑啞的歷史宿命將無以逃遁,長此以往,伴隨著悲喜交集、悵然嗟嘆的城市文明進程,傳統鄉土題材恐怕難以為繼,對文學而言,不得不說是一種時代之殤……同時,鄉土小說的邊緣化退場也映現著鄉土中國逐漸地歷史性退隱的悲劇命運,而“文學的失落,說到底是人的失落,主體意識失落了,個性也隨之失落”。

賈平凹的鄉土小說《山本》從某種程度上便折射出當代鄉土小說的創作困境以及知識分子主體精神的失落。其一,在消費主義、虛擬現實主義、解構主義等后現代的文化語境中,《山本》的鄉土敘事走向了欲望化、冷漠化,最終不過以荒誕的鄉土形象解構了真實樸素的鄉土本色,從中映照著當代鄉土小說文明省思與文化批判的寫作立場的缺失?!渡奖尽芬晃镀蛴瘮⑹?來還原人性的自然本能與歷史的偶然無常,卻放棄了對生存本體、鄉土文明的形上思考與理性批判?!渡奖尽氛刍氐洁l土歷史以及民間神秘文化中進行虛構想象,以民間記憶的碎片化敘事取代了鄉土現實的全景式描摹,以奇風異俗的神秘化展覽取代了民間生活的鮮活化再現,以鄉土人物的平面化設置取代了鄉土靈魂的典型化剖析,由此既回避了實實在在的農村生存苦難與農民精神需求,也造成了想象與體驗、理念與形象的藝術失衡?!渡奖尽芬晃稑税窕乇苤黧w介入、懸置價值判斷的零度敘事以及自然主義敘事,消解了悲天憫人的情感關懷與純真詩化的審美理想。這種一味放逐理性、真實、激情、詩意的寫作姿態,難以在傳統性、民族性、現代性的宏闊視域中建構起深邃溫厚的鄉土美學。其二,在社會矛盾尖銳、文化沖突激烈的大發展、大變革時期,當代鄉土不僅面臨著一系列的現實問題,也經受著道德淪落、人情淡薄、價值失范、思維斷裂的精神危機,由此廣大農民在背土離鄉、進城務工的艱難生計中也飽嘗著文化沖擊所帶來的心靈震顫與價值焦慮。遺憾的是,一些當代鄉土作家一時之間還難以整合劇烈變動的鄉土經驗,更難以把握鄉土社會的整體特征,由此無力實現鄉土的精神建構與文化突圍。

相比之下,以《長河》為代表的沈從文的鄉土小說憑借嚴肅性的創作立場、原生性的鄉土體驗、詩意性的情感表達、民族性的風格體式,構成了富有中國經驗與民族特色的鄉土敘事的有效實踐。沈從文堅守純正獨立的文學立場,在《長河》中展開了對文化弊病的反諷批判以及對鄉土底層的抒情悲憫,由此開掘了文明再造、人格重塑的嚴肅主題。同時,沈從文基于獨特化一的湘西文化背景,以具體感性的鄉土經驗與豐富纖細的生命感受,在《長河》中真切描繪了凄涼悲愴的鄉土命運與痛苦憂郁的鄉土靈魂,并試圖探尋理想純然的人性形式與莊嚴自為的生存方式,從而建構起真摯深沉的鄉土生命詩學,“沈從文是湘西風情最出色的表達者和湘西精神最透徹的領悟者與傳遞者,他對湘西生命形式的詩意闡釋終于讓自由美好的湘西在文字當中地老天荒,也使湘西掙脫了地理意義的限制而上升為生命的理想境界和生存的基本信仰”。此外,沈從文在《長河》中以湘西鄉下人的眼光來觀審鄉土中國整體性的文明進程,以湘西地方性的文化經驗來反思中華民族系統性的現代化構建問題,從而通過激發傳統文化的活力來推進民族精神的重構,由此超越了狹隘化的鄉土民間立場,上升為了開闊性的民族文化經驗,而且“文學發展的歷史證明,越是反映本民族文化特點的文學作品,越具世界性。沈從文及其文學創作,之所以能從邊城走向世界,正是由他的這一品格特點決定的”。

因此,當代鄉土小說只有弘揚現實主義的精神傳統,建立起與鄉土世界平等真誠的對話關系,才能以敏銳的問題意識捕捉到農村轉型的尖銳矛盾與廣大農民的心理裂變,才能以深厚的底層悲憫意識描繪出真實鮮活的鄉土場景與生氣蓬勃的農民形象,才能構筑起生命體驗、情感關懷、理性批判、文化哲思水乳交融的鄉土世界,從而才能“為一個時代留下‘最后的挽歌’、多彩的‘寫真集’和激蕩的‘心靈史’”。同時,當代鄉土小說只有投注理性思辨的超越眼光,才能將歷史意識、民間文化、地域經驗與時代意識、現代精神、民族經驗相融合,從而促進鄉土傳統的創造性轉換與現代性更新。歸根結底,當代鄉土書寫只有真正情系鄉土命運的急速轉換,思考鄉土重建與農民出路,才能創作出富有溫情詩意、道德筋骨與中國氣派的鄉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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